Corruption culture and corporate misconduct

腐败文化与公司不当行为

Xiaoding Liu

(Department of Finance, Lundquist College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Oregon)

JFE 2016,122(2):307-327

摘要：

学界对公司文化关注已久，然而关于其如何影响公司不当行为的实证研究却很少。基于公司内部核心人员的文化背景信息，本文构建了公司腐败文化的度量指标，捕捉了公司对机会主义行为的一般态度。研究表明，具有高腐败文化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会计欺诈、期权回溯和机会主义内幕交易等不当行为。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腐败文化的内部运作，发现其既是一种选择机制，又是通过直接影响个人行为进而影响公司行为的机制。

研究背景：

公司治理的关键是如何解决由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现有文献大多从敌意收购、董事会及机构投资者等角度研究代理问题，但尚未达成一致结论。鉴于难以设计有效治理规则来应对公司丑闻等相关问题，监管者和学者将研究注意力转向公司员工。特别地，他们想了解公司进行不当行为的倾向是否深深根植于公司文化。本文通过研究腐败文化对公司不当行为的影响来探讨这一问题。

研究内容：

本文假设倾向于容忍腐败行为的公司具有高腐败文化，其更可能进行不当行为，并通过对四种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验证了此假设。进一步，通过控制董事会规模、内部董事比例、机构投资者比例、敌意收购威胁指数和是否进行慈善活动等遗漏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发现腐败文化的内部运行是一个吸引—选择—反选择的过程，公司腐败文化对员工的影响超越了其自身的信念和态度。腐败文化类似于公司的DNA，深深根植于公司员工尤其是领导层的身份中。

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本文以1988年到2006年的美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盈余管理与机会主义内幕交易不当行为的验证采用模型（1）；会计欺诈与期权回溯不当行为的验证采用模型（2）。

2.变量度量：

公司腐败文化：Fernandez(2011)提出的流行病学观点认为，当个人移民到一个新国家时，他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将与其同行，并被传递给后代。因此，祖先所在国的相关经济结果变量可作为移民及其后代的文化代理变量。据此，本文以公司内部核心人员（Officers和Directors）的姓氏追溯其祖先所在国，用该国的腐败值代表其腐败水平，用公司所有内部核心人员腐败水平的均值来度量公司腐败文化。

公司不当行为:（1）盈余管理——异常可操纵应计利润的绝对值；（2）会计欺诈——若公司当年盈余报告错误、盈余重述违规或处于集体诉讼期，此变量为1，否则为0；（3）期权回溯——若公司当年至少有一个内部人员的行权价是当月最低价，此变量为1，否则为0；（4）机会主义内幕交易——用价格模式比率（price pattern ratio）度量，即内幕交易后20个交易日的市场调整收益率与内幕交易前20个交易日的市场调整收益率之比。

研究结论：

本文发现公司腐败文化对公司不当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其经济意义明显，即腐败文化增加一个标准差，公司发生不当行为的可能性增加2%—7%。利用公司核心内部人员入职、离职数据，本文发现腐败文化的内部运作是一种选择机制，即高腐败文化的公司会聘用有腐败倾向的员工，而与公司文化不一致的员工倾向离职。与低腐败文化公司相比，员工更有可能在高腐败文化公司进行不当行为，表明群体腐败文化对公司不当行为的重要影响。

研究贡献：

第一，首次根据公司内部人员的祖先来源构建公司腐败文化度量指标，揭示了腐败文化的内部运作机制，补充了公司治理，尤其是公司文化对公司行为影响的文献。第二，强调了腐败文化的持续性与继承性，证明了个人不仅受到自身腐败态度的影响，而且也受到群体腐败态度的影响，充实了腐败文化相关的实证文献。第三，发现个体传承的文化态度可以渗透到组织并影响公司行为。拓展了文化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经济学研究。

供稿：郭文静

初审：薛海燕

复审：张信东